陈默把手机放回口袋,屏幕暗下去的刹那,票面浮现出三个字:“她记得。”他没再看第二眼,转身走出医院后巷。十年了,B7层的终端再没亮过,U盘锁在抽屉最深处,地铁票用塑料膜封好,夹在病历本里随身携带。他现在是市立第三医院神经科的主治医师,每天查房、开药、写病历,生活像被尺子量过一样平直。
上午九点十七分,护士站叫他去接诊一个新入院的少年。男孩十六岁,叫陈小宇,因夜间惊厥送进来,监护人登记的是陈国栋,住址旧城区47号。他翻看病历本,手指顿了一下。这个名字他查过无数次,十年前母亲葬礼后,他曾调阅全市同名档案,那个陈国栋的职业栏写着“已故”。
他走进病房时,少年正坐在床沿,低头系鞋带。后颈发际线下有一道浅色疤痕,呈半环状,边缘不规则,像是被高温熔断的芯片残留。陈默走近,借着调整血压计的动作,指尖轻轻压了压那处皮肤。少年抬头,眼神清亮,却带着一种说不出的滞涩感,像信号不良的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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