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86年的深秋，长安城东门外，来了个背着旧书箱的年轻人。个子不算高，穿着洗得发白的粗布长衫，裤脚还沾着路上的泥点，眼睛亮得像淬了火，盯着那座巍峨的城门——朱红的门柱，鎏金的门钉，城楼上“长安”两个大字，在夕阳下闪着光。
这小子就是韩愈，刚满20岁，从宣城一路颠沛流离来长安考科举。来之前，他在心里把长安想了千百遍：这是天子脚下，是读书人的“圣地”，凭着真才实学考上科举，就能实现“读书经世”的志向，再也不用过小时候那种“吃了上顿没下顿”的苦日子。
他没想到，刚进长安没几天，现实就给了他狠狠一巴掌——这里的高轩骏马、崇楼杰阁背后，藏着的全是“竞乘时而附势”的功利，跟他心里“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的信念，压根不是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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