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节的成功为文学社带来了小小的名气，但随之而来的是期中考试的压力。接连几天，放学后的转角咖啡馆都被复习资料和练习题占据。
“我恨数学。”周雨哀嚎着趴在一张写满公式的草稿纸上，“为什么文学社社长要考数学？”
宋言头也不抬地继续解题：“因为教育制度是公平的，它平等地折磨每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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