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广州城，商贸往来为广东之最，人乃万事之源，一人多就容易出事，特别是流动人口。只是这政务纷纭又怎么说？”
魏必福听到这个问题，明白这位新首长对政务不甚明了，便道：“明国规定，除了农忙时节，知县每月均要接受上峰宣讲，如皇帝圣谕、律法、道德劝谕，其后转告宣讲于各堡耆老，乃至民众；每月带领士子祭文庙、祭天地；本县文风盛极岭南，书院颇多，三年一届的乡试亦为知县之责，又占据广州半城，会试也需出力；养济院、节妇堂自不必说；本县又有西、北两江流经，自嘉靖以来，官窑滘、芦苞涌逐渐淤积，水患频繁，常需赈济以抚民心，如能兴修水利一二，便是大大的良宦；此外，还有缉拿盗匪，征收税赋，迎来送往……”
张枭听着这一堆事情就觉得头大。明朝的官吏分置，只有官员和少数的“经制吏”才有财政供养的。整个县政府的九十以上的人都是无薪的。而且明代的地方财政问题其实一直是模糊不清的，县令责任即重，资源又很少。若是在临高这样的偏僻地方反倒日子要好过些，南海县这种“冲”“繁”之地，当个县令出息大，但是工作压力也大。故而又有“繁”“难”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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