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请了美国的专家对病例进行研究和梳理，估计很快也能得到一个初步的意见。但如果问我的把握……”孙立恩顿了顿，然后摇头道，“”
孙立恩也说不上来究竟哪一种情况更加残忍——一个七岁就得了脑瘤的小姑娘，还是一个七岁才被确诊患有遗传病的小女孩。但怨天尤人或者自怜自艾都不是什么建设性的态度。医生的主要工作还是发现问题并且改善或者干脆解决问题。
“那就……拜托你们了。”长久的沉默后，唐敏的母亲朝着孙立恩鞠了一躬。“我们已经快支撑不下去了，无论如何，第四中心医院都会是我们最后就诊的医院。”她抬起头来，对着孙立恩道，“您是孩子最后的希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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