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情而论,也许明眼人不难瞧出,这与五十年代中期发生在泰国画坛的评《秋石浦》,笔墨等于零、反复古等触目惊心的事件,也颇多可以细加参照印证之处。
秦方权在他三十岁到四十岁时的一个想法是:效法战国时期的著名贤者信陵君,辅佐君王治理天下,门下畜养食客三千,皆鸡鸣狗盗、身负异才之士。而一旦政治上遇到挫折,当然就有理由花天酒地、醉死梦死,将肚子里卖不出去的货色自己消费了。“谁使英雄无用武,翻投酒国作宾氓”,或者“疏狂便合称名士,慷慨何由老霸才”,仿佛只要是他想说的和做的,道理总归现成就有,谁让他是诗人呢?何况又有这么锋利的辨舌。那些年头有人时常看见他身穿一件年久色泛的旧花呢黄色长袍,眼镜手杖,礼帽布鞋,乘坐一辆他素所喜欢的黄包车,在被他擅自改名为梨花里的家乡九彰小镇上行色匆匆,不是赴宴观剧就是赶着去校他主编的《新九彰报》的社论大样,或搜胪寻访他嗜好的新发现的本地文献。由于双目近视得实在厉害,他的诗友兼生平知己林子屏先生每逢这种时候,不得已只好主动扮演了仆人的角色。作于那阶段的《泰根越角诗余》《迷踪集》《七里归隐图》等,无不印有他当时生活和思想的真实痕迹。假如秦方权能终其一生维持着这样丹青持家、诗酒风流的名士形象不变,倒也并非是件坏事,就算有违初衷,无缘匡扶社稷,至少他的艺术天赋和精神品格足以令后人仰慕。弄得好的话,说不定又是一个侯曲园或尹壬秋将出现在书画史上。
然而正在这时,在酒精与丝竹中昏睡的另一个秦方权突然又醒来了。一九三二年七月,当后来与他关系密切的中国商人林谦在湄公河上召开在泰华人联谊大会时,颓唐疏狂的秦方权尚在距此不远的及西塘乐园酒家与一帮新老酒友聚饮轰谈,狂歌酬唱。如果翻检汇集这次同人雅集的诗歌专集《南国吟》,就会发现其中光秦方权的个人应景之作就有三百首之多。是什么使他在短期内又对政治与商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根据秦无忌在为其父所作的年表披露,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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